10月23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2021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中央已经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将陆续发布一个顶层设计文件、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政策措施。24日新华社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文件就是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的“1”，即顶层设计的部分，为碳达峰、碳中和这项重大工作进行系统谋划、总体部署。新华社在官宣中文全文时，也同步发布了英文全文，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决心和信心。

     碳达峰、碳中和是国家处于能源转型时代的重要国策，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总体部署，是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变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快速构建起绿色低碳经济体系的重要推动力。在此大背景下，碳达峰、碳中和也成为了创新和投资需求的催化剂，影响的不仅仅是能源产业链上下游，而是涉及到各行各业，除了传统能源与制造业、新能源行业等能源转型相关行业外，金融行业也将迎来巨大发展机遇和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目标

     目标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的目标。《意见》分别提出了2025年、2030年和2060年三阶段的具体目标。其中，2025年目标与“十四五规划”保持一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2030年实现目标与中国在2020年底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的目标一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文件新提出了2060年目标，即“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见》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能源体系、交通运输体系、城乡建设、重大科技攻关、碳汇能力、对外开放、法律体系和统计监测、政策机制、组织实施11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实施举措。

碳达峰实施方案

       对于高耗能行业的碳达峰，《意见》态度比较明确和坚决，对行业的圈定也比较清晰。《意见》要求“制定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交通、建筑等行业和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节能降碳为导向，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开展钢铁、煤炭去产能‘回头看’，巩固去产能成果”。《意见》强调“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新建、扩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严格落实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出台煤电、石化、煤化工等产能控制政策。未纳入国家有关领域产业规划的，一律不得新建改扩建炼油和新建乙烯、对二甲苯、煤制烯烃项目。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提升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能耗准入标准。加强产能过剩分析预警和窗口指导”；以及“对能耗强度下降目标完成形势严峻的地区实行项目缓批限批、能耗等量或减量替代”。

     《意见》要求“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坚持节能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严格控制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统筹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有关部门做好产业布局、结构调整、节能审查与能耗双控的衔接，对能耗强度下降目标完成形势严峻的地区实行项目缓批限批、能耗等量或减量替代。强化节能监察和执法，加强能耗及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标分析预警，严格责任落实和评价考核。加强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转型风险

      转型风险指经济体在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气候政策等发生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变动甚至引起经济危机。若采用严格的低碳政策控制碳排放，则会增加经济转型过程的风险。在不同严格程度的低碳政策约束下，碳排放情况会有很大差异。随着《意见》的贯彻实施，采取低碳转型手段控制碳排放将成为社会共识，因此转型风险应该成为金融机构关注的重点。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高碳行业的营业收入和生产成本水平将发生改变，把宏观经济和行业层面的影响进一步转化到微观企业财务指标上，从而影响与其融资业务有关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目前对转型风险的研究多集中于“搁浅资产”（Stranded Asset），即由于碳排放监管趋紧和可再生能源价格竞争激烈，相关基础设施等大量高碳资产将人为加快折旧速度，或在使用周期中提前冲销。资产搁浅将导致资产拥有者资本和收入双重损失，同时提高了投资者和债权方的市场风险及信用风险。将搁浅资产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冲销时，不仅会对实业造成经济损失，也会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

        以煤电为例，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我国碳排放的主力是煤（占79.9%）。而煤消费中又以电热气水供应业占半壁江山（占48.7%），且电供应主要是煤电（占49.1%）。据牛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的估计，我国煤电搁浅资产规模或达到30,860-72,010亿元。此外，产能置换的转型成本除了资产搁浅的成本之外，还需要新增大量低碳设备、清洁能源的投资。以制造业设备为例，碳达峰、碳中和每年将产生550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设备更新需求。因此，我国产能置换的转型成本高昂，低碳政策下的资产搁浅问题严峻。

       彭博新能源估计，随着新能源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综合成本不断降低，2030年我国太阳能和风电等清洁型替代性能源的综合发电成本要比煤电发电成本低一半。再叠加监管部门可能提高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从而提高高碳企业的融资成本，高碳企业面临财务状况恶化、违约率提高的风险。虽然2020年我国主要煤电企业的年度违约概率低于3%。但根据马骏和孙天印（2020）的测算，在全球2℃升温控制目标情景要求下，由于需求下降、新能源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带来的价格竞争加剧、融资成本上升，到2030年我国主要煤电企业违约概率将上升到24%左右。若事实如此，将对我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质量和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能源转型风险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致金融风险，目前多数机构的研究仅停留在定性讨论或主观性较强的量化估算上，需要更为精准的定量分析才能进一步考察。从这个意义上，正如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所指出的，“夯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数据与计量基础”大有可为，要“使总量目标清晰化，建立一套有关碳金融和绿色金融中的参数、指标体系及计量、测算的框架”，才能使金融机构在碳中和过程中更好地防范转型风险。

绿色金融迎来快速发展机遇

      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只有30年，要在短时间内以更大力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调整经济、产业和能源结构，这无疑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意见》的发布催生数百万亿的绿色低碳投资需求，需要金融机构发挥资金融通的功能，为实体经济“造血”，这也为金融机构带来投资机遇。预计“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将成为绿色金融的引领议题和重要抓手。

      我国绿色贷款政策体系从2007年开始构建以来，基本已形成以统计制度和评价体系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作为中国绿色金融中起步最早、规模最大、发展最成熟的产品，绿色贷款在推动中国社会绿色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银行贷款在中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中占据绝大比重。2021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4.75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6.83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68%。因此，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绿色贷款，对支持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间，对绿色贷款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绿色贷款迎来发展窗口期。    

       《意见》要求“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指出“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这些措施对我国绿色金融和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可能远大于其他绿色金融激励措施的总和效果。

        综合来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是对我国经济结构、能源结构，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塑。银行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意见》要求，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标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绿色金融能力建设：一是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创新产品推动绿色产业投资，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深化发展绿金业务，创新气候投融资产品开发优质客群，积极参与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开发碳金融产品和碳衍生品交易；二是开展环境气候风险评估，管理气候环境风险敞口，选择重点行业，开展气候变化物理风险、转型风险的压力测试，全面量化评估气候变化风险导致的金融风险；三是梳理机构内控排行业投资存量项目，探索制定与碳排放挂钩的投资政策，针对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中的拟授信客户，加强对客户温室气体监测、减排及配额清缴履约计划的审查，结合历史配额清缴履约情况，作为贷款定价的考虑因素；四是提升ESG信息管理能力，加强机构气候和环境气候信息披露，对标国际先进实践和框架（比如TCFD、CDP等），完善环境和气候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水平，并逐步提升对客户环境信息的管理能力及披露要求，逐步建立收集、核算和评估企业客户、资产组合碳排放和碳足迹信息的内部能力；五是向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借鉴经验，将绿色减排理念融入到银行业务中去，并采取有效措施管理自身碳排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文章作者

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